教育

中国县城中学衰落:始于2005

时间:2019-11-02 16:02:47   阅读:574  
[摘要] 从中国最好两所大学的录取情况来看,以农村学生为主要生源的县城中学,其衰败的形势是客观存在的。一旦同台竞争,县城中学面临的无异于是一种“降维打击”。与毛坦厂中学情况类似的还有河南的郸城中学,这所县级高中

2005年,我参加了浙江省文科高考。作为县城第一中学的考生,我的班级成绩只有11分,但县城已经达到21分,全省处于800分之初。那一年,我校达到了办学以来的历史最高点:660多名学生参加了文理高考,8名学生被清华北大录取,70多名学生被985所大学录取,一本书的上网率超过40%。

这一记录肯定是“史无前例的”,恐怕也是“没有继任者”。2005年以后,虽然学校也创造了一些辉煌的成绩,但与我的成绩不一样,整体趋势是下降的。十年后,我和文科候选人被排在同一个县,更不用说985所大学,甚至211所都没有保证。

起初,我的同学都为自己的实力感到骄傲,但随着视野的发展,我发现全国许多县高中的兴衰几乎都发生在2005年至2010年之间,这些变化与学生的个人资质和努力无关。

“从贫困家庭生个儿子很难”这不是近年来的新现象。以北京大学2016级3363名本科生为例,农村学生比例为16.3%,接近1/6。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比例是在北京大学为贫困学生推出“梦想建筑”计划后才达到的。

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7.4%,其中农村考生占中学生比例的54.6%。根据计算,农村学生想进入北京大学的概率不到城市学生的1/6。清华大学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从中国两所最好的大学的录取情况来看,农村学生是学生主要来源的县级中学的衰落是客观的。

在这一衰落过程中,典型的县级中学也经历了许多变化。首先,学生人数开始下降,因为从城市化率来看,1998年为33.25%,2018年为59.58%。换句话说,在过去的20年里,超过3亿中国人从农村变成了城市。此外,城市化率是以户籍人口为基础的,但事实上仍有2亿多人处于流动状态。如果加上这一部分,农村地区的学生人数迅速下降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来自全县甚至地级市的优秀学生正在被省会的优质中学吸收。在许多省份,一些示范性重点高中有在全省招生的特权。在这种政策背景下,一些农村学生可以进入更好的高中,这显然对他们有好处。但另一方面,对于县高中来说,他们失去了最有可能帮助他们成名的学生。

最后,在私立高中崛起后,县高中会有一场高质量教师的竞争。由于收入的明显增加和公共财政体系的制约,许多优秀教师在制度化的县级公立中学得不到令人满意的工资。一旦私立学校或培训机构伸出橄榄枝,优秀教师的通过将不可避免地变得不可抗拒。

因此,仅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在城市化的大潮中,县域中学很难真正保持原有水平。在与省级中学的竞争中,县级中学的校长、教师和学生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并不在同一个维度上。一旦与台湾竞争,该县高中将面临“缩小规模的打击”。

从宏观上讲,县域高中的衰落是一个基本趋势。然而,在这一趋势背后,也有一些成功的外国抵抗者。例如,安徽毛坦中学位于大别山腹地,没有资格与省会城市的优秀中学竞争。通过规模效应,毛坦中学最终突破,制定了一套应对高考的“军事化策略”。

与毛坦工厂中学相似的是河南省的丹城中学,该校连续7年招收了210多名学生进入清华大学。此外,从广义上讲,河北衡水中学也可以纳入“县中学”的概念。毕竟衡水的发展水平并不比县城高多少。这些成功突破的县高中几乎都是他们向主流舆论展示的“扼杀人性”的形象。在浙江,教育局的一些官员曾公开表示衡水中学不欢迎开办分校。

县高中使用残酷的“时间使用法”来竞争晋升,只有少数成功了。然而,在失败的基本面背后,一线城市的一流高中绕过高考直接出国留学,偏远农村地区的孩子挣扎着上学的两极分化现象依然存在。

在一线和二线城市,普通中学的教学水平足以摧毁偏远小城镇的中学。城市父母担心他们的孩子不能进入最好的中学,他们也不担心他们的孩子不能上学。城市儿童的肥胖率和近视率正在飙升,家庭亲子关系正在恶化,这都要归功于激烈的教育竞争。然而,在偏远的村庄,由于路途遥远,学生们早早就开始寄宿,老师年事已高(年轻老师不愿来),家长们在外面工作了很长时间,整个教学情况都处于破败状态。

从高考结果来看,北京、上海和天津这三个高考优势最大的城市,录取率分别为30.5%、21.8%和24.1%,而985所大学的录取率分别为4.29%、5.33%和5.81%。以云南省边境省份“教育萧条”的红河州为例,那里有三个县:金平、绿春和红河。在某一年,上网参加高考的人数分别是10人、1人和6人。换句话说,北京一所普通高中一个班的学生人数超过了三个县的学生总数。

因此,突破的县城超级中学给人以“反人类”的感觉,而城市教育的激烈竞争和偏远乡村日益失败的教育构成了县城中学整体衰落背后的三大景观。这三个景观似乎互不相关,但实际上它们反映了中国基础教育的不同方面。

在一定程度上,县域高中的衰落可以被视为一个“虚假命题”。因为评判高中兴衰的标准最终将落在高考上,高考是一场零和游戏,竞争双方都不可能获胜。省级中学的优势越明显,县级中学的衰落就越自然。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伴随着充满活力的教育移民。人们从农村到县城,从县城到地级市,从地级市到省会,从省会到北方,越上越广越深。

一线城市的教育变得越来越紧张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玩家加入游戏,游戏方法变得越来越微妙。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真正需要关注的是那些无法教育移民的家庭,他们通常生活在偏远的村庄。根据杨东平的说法,他们是“最底层的20%”。

偏远的村庄通常面积大,交通不便,校园破旧,教师不足,父母不在...甚至,根据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科领导的一个小组的实证研究,相当比例的农村儿童患有贫血、血吸虫病、智力迟钝和其他问题。教育公平不是终点公平,而是起点公平。对于这20%的孩子来说,他们需要准确的教育来帮助穷人。

由于“20%”学生分散,情况不同,不可能通过一刀切或一次性解决问题。相反,国家除了要把资源倾斜到这些农村学校,特别是小学和幼儿园,还应该鼓励企业和公众进入这个领域,与当地教育部门的官员、校长和教师一起制定计划,进行长期的实践、观察和调整。

这肯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投入产出比似乎很低。这需要大量拥有资源、远见和决心的城市精英加入进来。只有中央政府和城市的资源继续流入偏远的村庄,农村教育的困境才能得到解决。然而,在未来20年,这将是中国通过教育帮助穷人的最重要使命。这项任务能否成功完成,关系到中国发展的基本趋势。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校长协会”,作者是尼德罗。本文是作者的独立观点,并不代表芥菜堆的位置。请联系原作者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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